新、旧唐书称，王维是开元初夺得状元，历任太乐丞、济州司仓从军、右拾遗、监察御史等。王维靠联系意外夺取状元及他写的那些树碑立传的应制诗、阿谀奉承的唱和诗，也引起了人们谴责，遭同期甚至后世诸多文人讥讽为“才思高，人品差”。王维的才思绝非滥竽充数，其做官亦勤政为民、清正廉洁。然而，仅因王维拗不过大环境才不得不托联系、找靠山夺得了状元，后世文人一直对他诟病。看来，任何时分公开、公平、公正竞赛得到的东西，才最令人心宽。

　　延伸阅览：古人为了做弊都有那些方法

　　自科举制度从隋代诞生后，平民终于有了一条不必流血就能通往上层阶级的道路，于是便有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进京赶考场景。这个千军万马过的是真正的独木桥。拿清代来说，三年一次的会试在乾隆五十四年只录取了96人，而我国人口已经达到三亿人。正所谓世界上本没有做弊，参与科举的人多了，也就有了做弊。总结起来，科举考试做弊的方法主要是四大类：请托、枪替、夹带和冒籍。

　　所谓“请托”即通过联系，打通关节，以追求录取。这是最便利、也最容易成功的方法，一般来说是达官高贵子弟采用的方法，正所谓“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者以情托”。

　　“请托”之风盛行于唐代，彼时科举制度尚未完善，达官高贵往往凭借权势位置相托，主考官又迫于压力无法回绝。玄宗时期，主考官达奚珣就忌惮国舅爷杨国忠的压力，录取其子为明经上第；高宗时期，主考官董思恭收受考生的贿赂后，泄露进士策问试题。

　　“请托”必定伴随着考官的徇私或者舞弊。事情暴露后，考官假如上面没有人兜底，下场往往很惨。比如前文说到的董思恭，在事情暴露后的三司会审（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司联合审判）中初判堂前斩决，后董思恭参与揭发他人戴罪立功改判放逐岭南。唐代对参与科举舞弊的考官赏罚较重，对参与舞弊的考生赏罚较轻，最多也仅仅是判三年刑。量刑小则意味着考生的做弊本钱小，因此到了晚唐时分，面对“请托”日盛的科举考场，屡试不中的诗人杜荀鹤感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友在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