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结 从总统当面向我道歉说起
2011年5月的一天，苏里南总统鲍特瑟约我到总统府见面。一般来说，总统没有大事不会约见一国大使，总统约见我会跟我谈什么事呢？我确实心里没有底。我如约前往他的办公室，外长拉金在座。坐下不久，总统说道，苏里南公共工程部打算上马一个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先是跟中国大连一家公司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两个月后，又跟北京一家公司签订了谅解备忘录。这样做是不对的，人家会认为苏里南不讲信用，会给中国朋友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作为苏里南国家元首，已经就此事对苏里南公共工程部提出了批评，同时，约我来当面向中国大使表示道歉。
原来，2010年8月鲍特瑟赢得总统大选后，就推出了一个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包括建设苏里南到圭亚那、苏里南到法属圭亚那的跨国大桥，从首都市中心到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18000套低造价住房，等等。10月，苏公共工程部长访问大连，实地考察大连国际经济合作集团，并在大连签署了大连国际集团承接机场高速公路等项目的谅解备忘录。我刚好回国度假，赶到大连，和大连市有关市领导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我回到苏里南后不久，苏公共工程部把机场高速公路这一项目又交给中国另一家大型知名企业实施，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其实，苏方将项目交给哪一家公司做，不管是中国公司还是其他国家的公司，完全是苏里南的内政。只要是交给中国公司做，就是对中国企业的信任，中国使馆都是支持的。鲍特瑟作为国家元首，亲自过问这一事项，说明了他对中国公司的重视，但就工程承包苏方重复签署有关文件这件事，他特意约见我并当面对我表示歉意，的确出乎我的意料。毕竟，他贵为一国总统，与中国公司重复签约并不涉及中苏两国的战略关系和利益大局。从苏里南总统当面向我道歉一事中，我感受到了总统对维护和发展中苏两国关系、加强双边合作的重视。同时也使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国家领导人诚恳的道歉在消除误解、弱化矛盾、化解分歧、减少对抗、改进工作、促进和谐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和使馆的同事都从总统的真诚道歉中，感受到了丝丝善意和缕缕清风。
鲍特瑟就任总统以来，就某些事项公开表示道歉已不只一次。例如，2011年是苏里南国会成立145周年，鲍特瑟出席了国会专门举行的庆祝活动并发表了讲话。没想到他的讲话不仅没有赢得议员们的掌声，反而引起了议员们的反感和不满，即使是来自执政党的议员们也很不高兴。因为他当着议员们的面说国会的工作质量不理想，议员们水平有限，难以研讨更高层次的议题。4天以后，国会再次举行会议，鲍特瑟总统出席。议员冉杰辛在会上当面向总统“开炮”，说总统在上次国会会议上的言论是对国会的直接侮辱，损害了所有议员的尊严；其实国会议员们对政府运作有好多意见和不满，议员们虽然多次向政府质询，但政府总是拒绝回答；既然总统对国会如此无礼，国会应当为总统的言论发出正式的抗议。
没想到冉杰辛发言完毕后，鲍特瑟马上起立，表示要为自己的不当言论向国会道歉。他说他并没有到国会来侮辱国会议员的意思，他希望自己的道歉会被接受。最终，他的道歉赢得了包括来自反对党的议员的掌声。
是不是只有鲍特瑟总统公开道歉？非也。曾经道歉的不仅有现在的总统，也有前任总统。例如，费内西安前总统领导的民族党是苏独立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党，费内西安曾三次担任总统，历时15年之久。2011年民族党在大选中失败，失去了执政地位。党的领袖、时任总统费内西安公开承认对大选失败负主要责任，并对全党和党的盟友深表歉意。
公开道歉的不仅有总统，还有政府部长等高官。例如，苏里南政府卫生部长瓦特贝赫因言语不慎，被人告到法院，经法院审理属实，法院判决卫生部长登报声明予以道歉，部长心悦诚服地予以照办。2010年圣诞节到2011年中国春节期间，苏里南社会治安状况不那么好，出现抢劫凶杀案件，并且迟迟破不了案。各报纷纷发文公开抨击负责此事的政府司法警察部长密斯匠。议员在国会对密斯匠提出质询，这位部长不得不作出解释，因答非所问且用词不当，又招来一轮新的批评，这位部长连忙以公开道歉来化解批评。
从鲍特瑟总统、费内西安前总统、卫生部长、司法部长等高官的道歉中，我亲身感受到了领导者的真诚道歉对领导者来说，往往不是减分，而是加分；不是有损于威信，而是有利于增加威信。公开道歉，是苏里南的领导者对问题的坦然面对，也是对公众要求的积极回应，这明显拉近了官员和百姓的距离，增添了官民互信，有利于建立良性的官民互动关系。我感到，鲍特瑟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公开道歉，这实际上是以负责的态度公开问题，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苏里南，一些问题甚至一些社会危机，都因为领导者公开、及时、坦诚的道歉，正视问题而得到公众的理解和信任，从而激发和调动公众一起参与解决问题、应对危机，使问题和危机得到解决。当然，也有个别官员掩盖问题，推卸责任，拒不道歉，从而使问题更加严重。
道歉是一种美德，这是现代国际社会主流的共识。古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实际上，人无完人，即使是圣贤，也不可能完全无过。任何领导人失职和犯错，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隐瞒，不是逃避，更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及时主动地向服务对象道歉，并下定决心改进工作。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承认错误，作出道歉，才可能避免再犯；知耻近乎勇，如果死不认错，就不可能进步。这些都是做人，特别是做官的基本道理。道歉，即表示歉意和认错。领导人鞠躬道歉，更是对人民群众表示深深歉意。任何领导人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做错事，但知错、认错、改错非常重要。道歉在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下是认错、改错的一个不可替代的方式。诚于道歉，敢于道歉，善于道歉是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领导者修养、见识、能力和胆略的体现。
美国为历史罪责曾多次正式道歉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针对某一族裔的移民排斥法案，即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2012年6月18日，旅美数代华人等了整整130年的美国国家的正式道歉，终于到来。这天，美国众议院通过“《排华法案》道歉案”，由于2011年10月美国参议院就全票通过了这一“道歉案”，6月18日众议院的行动，相当于在立法机构层面上完成了“道歉案”的法律化程序。该法案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为美国国会在1882年到1904年间通过的限制在美华人基本公民权利的《排华法案》正式进行国家道歉，其严肃性超过了政府官员的正式或非正式道歉。这一严肃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迟到130年的道歉而产生的缺憾。国家道歉与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是什么关系？国际道歉是有利于提升国家形象还是会有损国家形象？是反映了政治清明还是政治昏暗？正式道歉在国外是正常现象还是反常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有国家意义上的正式道歉吗？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树立政坛清风、提升道德境界、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不无意义且很有必要。
中国老百姓了解比较多的与中国有关的美国正式道歉有两次：
一次是上面提到的就《排华法案》向华人移民正式道歉。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华人移民是第一批被美国国家机器系统性排斥和歧视的族群。《排华法案》限制在美华人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10年内暂停华人移民和入籍，禁止华人在美拥有房产，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禁止华人妻子儿女移民美国，禁止华人在政府就职等条款。这个法案直到1943年中国成为美国在“二战”中的盟友后才被废除。《排华法案》令华人在美国这个所谓的“文化大熔炉”里抬不起头，其遗毒甚至影响至今。1896年李鸿章在访美期间，不给美国面子，猛烈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纽约时报》报道他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第二次是1999年5月8日凌晨6时，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北约飞机轰炸，美国政府对此表示道歉。5月1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向记者公开表示：“我已经向江泽民主席和中国人民表示了道歉。我要再次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说，我对此表示道歉和遗憾。”随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国务院向记者表示：“我重申我们对由于北约错误轰炸导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人员伤亡表示深切悲痛。中国人民想必了解，包括克林顿总统在内的北约领导人已经就这一悲剧性错误作出了道歉。”1999年5月12日，美驻华大使馆和驻中国各地领事馆在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事件中的3名受害者骨灰被运回北京时降半旗致哀。
实际上，美国就历史上罪恶或错误的国家行为还有过多次道歉。例如：
1988年，美国政府就“二战”时期将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事件进行道歉和赔偿。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美国随即把那些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日本人送入拘留营安置，这些拘留营位于各州最贫瘠、荒芜的土地上，四周围着铁丝网和瞭望塔。不少被认为“可疑”的日裔居民，还遭到了“隔离审查”。“二战”结束后，这些拘留营被全部取消。1988年8月10日里根总统签署文件，就“二战”中对日裔美国人的拘留营一事正式道歉，承认当时将日裔居民看成“外来的敌人”是出于战时的狂热和偏见，宣布给予曾经被关在拘留营中且仍在世的日裔美国人每人两万美元的补偿。
1993年，美国国会就派兵支持推翻夏威夷土著王朝道歉。自1810年起，夏威夷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1893年，夏威夷的美国侨民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利留卡拉尼女王，并于1894年宣布成立“夏威夷共和国”。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国会以两院联合决议的形式通过了兼并夏威夷的决议。同年8月12日夏威夷正式成为美国领地，前“夏威夷共和国总统”——美国人多尔被任命为第一任领地总督。1959年3月，夏威夷作为第50个州加入美国，成为美国国旗上的第50颗星。1993年，在夏威夷利留卡拉尼女王被推翻100周年之际，美国众议院以2/3多数，参议院以65票对34票，通过了“道歉法案”。11月15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这一法案并宣布他将代表美国人民，为1893年美国政府推翻夏威夷女王的政变正式道歉。
2009年6月18日，在林肯诞辰200周年、马丁·路德·金诞辰80周年以及美国有色人种协会成立100周年之际，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承认奴隶制和《吉姆·克罗法》的深刻不公、残忍、野蛮和非人道”，就历史上的黑奴制度和种族隔离政策，向非洲裔美国人正式道歉。
2009年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道歉法案，称“美国政府代表美国人民，向美国公民对印第安原住民做出的暴力、虐待和忽略道歉”，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对牺牲重大的印第安原住民表示歉意。1490年，西半球共有大约7500万印第安人；150年后，幸存的印第安人仅为600万人。时至1900年，美国只剩下25万印第安人。目前人口只占1.5%的美国印第安人处在社会最边缘、最被忽视的底层，其经济、社会和人文等领域的发展指标远低于全美平均水平。
为历史罪责道歉在其他国家司空见惯
欧美不少国家曾为历史罪责道歉。例如，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长跪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道歉，为德国当年的暴行表达了痛彻肺腑的无言愧疚。1995年7月，法国总统希拉克为法国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迫害犹太人事件表示道歉。1997年10月，挪威国王为挪威对闪族少数族裔的压迫表示道歉。2006年6月22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向华人铁路工人道歉，同时也为1923年“人头税”停征后实施的《排华法案》表示最深切的悔过。2008年，澳大利亚国会为政府在1870年到1970年强加给土著人的同化政策道歉。2008年3月1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以色列时，在国会向世界承认德国的“屠杀之辱”，说“大屠杀让德国蒙羞，我在此向所有在战争中的幸存者鞠躬致歉”。2009年2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发表声明，就澳大利亚对待原住民的方式及相关政策导致原住民身心的痛苦和煎熬正式道歉。同年，加拿大总理站在国会向本国的原住民道歉。“我们对待印第安学校孩子们的处理方式是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他说，“今天，由于意识到这个错误所造成的巨大摧残，让我们无地自容。”2010年6月，英国首相卡梅伦就“血色星期日”事件表示道歉。[
1972年1月30日，在北爱尔兰的一座城市伦敦德里，举行了一场和平集会，抗议英国对爱尔兰共和军嫌犯不经审判就进行长期关押的政策。英国伞兵向游行的市民开枪，造成14人死亡，这就是著名的“血色星期日”。
]前苏联和俄罗斯也曾为历史罪责道歉。例如，1990年，前苏联向波兰道歉，承认在卡廷森林杀害数千名波兰人。1993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正式为前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表示道歉。
非洲一些国家也曾为历史罪责道歉，其中最典型的是南非就种族隔离政策道歉。1993年4月、1996年8月及1997年9月，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数次为种族隔离政策道歉。1996年8月21日，“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正式诞生，从而结束了长达46年的种族歧视政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自由、尊重、责任、和解、平等和民主。德克勒克说，那些屠杀、折磨和蹂躏都不应该是政府行为。在此之前，德克勒克释放了因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入狱的曼德拉，在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为国家的民主选举奠定了基础。曼德拉随后被选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他和德克勒克因此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巴拿马总统贝罗卡尔曾在道歉史上写下独特的一笔。2010年5月，他下令重新设计护照，并由其亲自审批。两个月后，有关部门设计并制作了几本护照样品，上交到了总统府，很快博得了总统的赞赏并要求用最快的速度印制投用。三个月后的一天，贝罗卡尔又把那几本护照样品从抽屉取出来欣赏。突然，他发现了护照上有一个非常细微的错误：巴拿马的国徽中有一个十字叉是铁锨和丁字镐，然而这些护照上所印的却是铁锨和长柄方锤！国徽出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总统认为自己应为这个失误负责！他先是要求护照管理局立即用最快的速度赶制新护照，同时要求用最快的速度把这已领新照的4万个人的名字打印出来，他要在第二天发表电视讲话，向这4万个人道歉。10月4日晚上19点，里卡多准时走上演讲台，他先是介绍了道歉因由，然后，他拿起手中的稿子说：“这4万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曼格艾尔·阿马多加·雷亚罗、查洛慈·安东尼奥·马萨克……”10分钟过去了，里卡多在念名字；半个小时过去了，里卡多依旧在念名字；90分钟过去了，总统里卡多还是一个一个地念着那些名字！以平均每个名字花3秒钟计算，总统要念完4万个名字最起码要花掉33个小时，加上中间可能有两次短暂的睡觉，再加上用来上厕所和吃饭的时间，这场电视道歉将会持续50个小时！用50个小时向4万个人道歉？所有人都被震惊了！电视里，总统的道歉在继续，而连线的电话里，则不断传来老百姓们的呼声：“总统先生，我们已经谅解了你的失误，也体会到了你的苦心，你去休息吧！”总统却这样回答：“如果连具体名字都不念，那还谈什么尊重与道歉呢？如果连一个道歉都无法具体地落实到一个人的身上，那还指望我为你们落实什么呢？如果我连为自己承担错误都做不到，谁还能指望我来为这个国家承担些什么呢？”夜晚10点50分，在道歉进行了将近4个小时的时候，有一位海外巴拿马人在电话里说：“总统先生，如果你对民众们的建议如此不在意，我们还能指望你今后能听取我们什么建议呢？”里卡多这才抬起头来，对着与电话连线的麦克风问：“你们真的可以原谅我所犯的这个过失？”电话连线那端的听众肯定地回答说：“总统先生，我们原谅你！”这一句话，让全国上下一片沸腾，所有电视机前的普通百姓，他们不管总统能不能听见，纷纷大声喊道：“总统先生，我们原谅你！”直到这时，总统才停了下来，他向着镜头鞠了一个躬，说了一声“谢谢我可爱的巴拿马民众”，随后走下了讲台。
一些有重大影响力的非国家行为实体也曾为一些重大的罪行或错误表示道歉。例如，1954年，国际奥委会专门发表声明，就当年在希特勒执政初期的柏林举办奥运会这一错误选择向公众道歉。教皇保罗二世在2000年千禧弥撒上，为基督教会两千年来所犯下的种种不义请求宽恕。2008年，教皇本笃十六世在接见被天主教神父性虐待的美国受害者时，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之意。后来，教皇书面道歉说：“对你们所经受的严重伤害，我表示深切的歉意，你们的信任顷刻被摧毁，你们的尊严残酷被践踏……我在此郑重表达我们的羞愧和自责。那些罪行一定会得到上帝的审判。”
本文特别要提到的是，即使像日本这样不愿道歉的国家，也曾就其历史罪责作出过道歉。例如，2011年12月18日，日本向“二战”时的加拿大战俘表示深切的道歉。
为以国家名义就历史苦难道歉叫好
回顾以国家名义就历史苦难道歉的历史进程，我们至少可以获得如下重要启示：
以国家名义就历史苦难道歉，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政治姿态，是一种国家道德与正义的情怀，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一个国家政治是否清明，不在于是不是犯错误，而在于有了错误之后，是不是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政府和人一样，要有品德素养，其中最重要的品德素养就是有责任，有担当。救助弱者，伸张正义，惩恶扬善，这就是责任。做错了事情，勇于承认错误，真诚道歉，积极赔偿受害者，这就是担当。国家是根本，政府只是国家的外在表现形式。不管经历多少年，也不管更替了多少任政府，政府都有对本国过去的错误向受害者道歉的义务。道德制高点的取得，并不能通过强权、通过话语霸权或政治谎言来获取，而是拥有政治权力者通过尊重弱者，尊重不同的族群，通过谦卑的心灵来达成。只有真相与和解，才能使一个民族重新拥有光明的未来。每一次国家和政府道歉后面，都有着公民活动的铺垫，都有着社会认识的进步，都使人看到文明在国家政治层面的繁育和延伸。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历史，既反映这个国家的道德境界，也体现这个国家的智慧。直面历史真相，是一种勇敢，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勇敢地说一句“对不起”。
以国家名义就历史苦难道歉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它需要付出长期和艰辛的努力。要求美国国家就《排华法案》道歉的《请愿书》上，有165个华人团体联合签名。当时最大的阻力来自大量的美国人不知道有《排华法案》这件事——包括很多国会议员，都不知道。何谈道歉？美国华人团体孜孜不倦地开展游说工作，找数百个参议院、众议员一个个地分别宣讲这段历史，游说花了整整两年，中途时紧时松，但始终没停。民主政治就是这样，如果你自己不发声、不参与、不在乎，那么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美国的道歉并非出于内部强烈的道德自省，多半是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原则，在对旧恶改正不彻底的情况下，视外部情况的压力作出调整，这种调整促进了现实主义的利益交换，在国人圣人化与国家帝国化之间做出平衡，助推了国力的强盛。尽管如此，美国的道歉，无论是否蒙受了实用主义的阴暗心理影响，都是基于一个前提：承认历史的错误，仅此就应该值得肯定。参众两院全票通过的向美国华人的国家道歉案，足可以看出其道歉之真诚。这项议案是由首位华裔国会女众议员赵美心牵头向美国参众两院提出的，正是由于一代代华人政治精英的崛起和努力，最终推动了美国上层对《排华法案》的反思。抵制《排华法案》，不靠神仙皇帝，靠的是华人自身的力量。美国向《排华法案》道歉不是良心发现的结果，也不是恩赐的礼物，是华人发声、抗争的努力成果。
以国家名义就历史苦难道歉不仅不会损害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相反，会大大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日本和德国虽同为轴心国的战败国，战后对战争反省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德国多次向欧洲国家道歉，公开反省纳粹罪行，并且勃兰特以总理之尊，一跪谢罪天下，赢得了各国的谅解和尊重。而日本呢，与德国的态度是天壤之别，其政要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纠缠于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数字，并企图以此否认南京大屠杀，更有甚者的是在教科书中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美化侵略战争行径。日本在这方面与德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远远不能相比。
以国家名义就历史苦难道歉，有利于提高政府威信，有助于消除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猜疑，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政府也是如此，犯错在所难免，只有知错、改错才能求得进步。越是放不下身段说声“对不起”，越是容易受到猜疑；越是爱面子，越是丢面子。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教授陈鲁民说得好：
平心而论，作为“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权倾天下，尊严无比，百姓疾苦重要，皇帝面子也很重要，能对自己的过错反省悔悟，已经十分难得了，倘再写成文告颁示天下，就更属不易。至于是出于至诚还是迫于无奈，有几分真心，几分作秀，那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总比死不认错，固执到底要好吧。有了《罪己诏》这个不成文的制度，对那些无法无天的帝王多少总是个约束。毕竟，在已没有帝王的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就听到有领导人这样说：“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沙叶新《检讨文化》）其实，如果能学学历代那些睿智的帝王，诚恳反省自己，检讨既往错误，吸取经验教训，接受大家监督，后来的“十年浩劫”或许能够幸免，民众、国家免遭折腾，其身后的历史评定也会高得多。[
《漫话》，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
]
古代中国朝廷也有道歉的传统
国家就历史罪责表示道歉并非是外国的“专利”，古代中国朝廷也有道歉的传统。现代国家常常是总统、首相等代表国家道歉，古代中国则通常是皇帝亲自出面道歉，不过那时候不用道歉这个词，而是发个《罪己诏》，也就是皇帝的一份检讨书。《罪己诏》既可以被看成是皇帝对个人错误的承认和悔恨，也可以看成是代表国家的道歉。《罪己诏》一般这么开头：朕以薄德云云。然后是述说自己在某些政事上的不足，或者说自己在私人生活上有什么样的过失。由于这种过失所导致的灾害或者天象，都是应该降临在自己身上的灾劫，现在却是由百姓承受了。关于这件事皇帝我本人很难过，所以敬告上天，我一定要改过自新，请老天爷看我的行动吧。皇帝道歉大致都是这么个模式。中国古籍中记载的第一份《罪己诏》，是《尚书》中的《汤诰》，《秦誓》则是秦穆公偷袭郑国惨败后的罪己文。后来，还有《诗经》中周成王的罪己诗《周颂·小毖》。
汉文帝是第一位正式发《罪己诏》的皇帝，最后一份《罪己诏》是袁世凯在取消帝制后发过的类似文书。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统计，在《二十五史》中共有89位皇帝下过264份《罪己诏》，平均每八年就下一份，皇帝们也够“诚恳”的。而《罪己诏》里心情最沉痛的，则非汉武帝莫属。汉武帝晚年，任用江充，酿成“巫蛊之祸”，逼死太子刘据和卫皇后，受诛连者达数万人；受方士欺骗，求仙炼丹；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干了很多狂妄悖谬之事。痛定思痛，他在《轮台罪己诏》中自责悔过（“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皇帝代表国家所作的道歉有时会起到凝聚人心、拨乱反正，甚至起死回生的作用。唐建中四年（783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陕西乾县。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发了一道《罪己大赦诏》，文字真挚动人，很有感召力。据史料记载，唐德宗颁“诏”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不久，动乱即告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