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没有流苏相思树》 第二章 3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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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时，决定在唐宾四季餐厅晚餐。
走了北曲江街、航天大道，最后上了雁塔南路。下雨的时光，路上光景慢了下来，路面与沿途建筑被冲洗一番后，显得如刷过漆一般鲜亮。售楼的巨大落地广告板排列在路边，毫不间断，在雨气中与真实住宅的远景无异，仿佛实际上附近的确是罗布着异国诗情建筑的小镇。
车停在空旷滑溜的小磁砖停车场上。这几乎没停什么车，加上磁砖与酒店的外观有些陈旧，酒店门头有道较深的裂痕，让人对细雨中酒店的年深岁久有几分真切感。前厅像平时一样秩序不紧不慢，推开旋转门，属于酒店的细微声响便灌入耳鼓，替换掉雨声。
先进入眼帘的是写着大意为，欢迎第十二届什么会议召开红底白字的条幅，接着能看到四壁白色雕饰，天花板透明看得见夜空的大型自助餐厅。沿着旁边的走廊，可以绕到自助餐厅之后的中餐厅，一路上，玻璃廊外的花园隐约可见。
随便点了几样菜，上来的菜与过去相比，份量足足减了一半，价钱却没有变，甚至有一道排骨里的秋葵不知是不是因材料缺乏而换成了茶树菇。王彬寰兴致不坏，除了津津吃着他点的菜之外，还侃侃谈起我似乎已经听过一两次的笑话。他的女友动箸机会并不多，多数时用手机上着wifi。他们初识时，有时吃饭，她会把他吃饭的过程摄下来一段，并一起摆不同pose自拍，餐桌上的食物看上去也只是作为拍摄的道具而存在着。
他们眼中，不知道我是怎样的。但我能感觉出自己稍稍的失礼，可是，在我集中精神，打算像过去一样焕发神采，总像给球碰到什么墙壁弹了回来，随之，继续像萎靡振的样子。
饭后，我随王彬寰转了花园，张婷留在餐厅等着把游戏软件下载完。花园走廊把池塘一分为二，据说按一定比例微缩了曲江的南北湖。池中的水已排干，水中的鸭子和黑天鹅不知此刻在哪里，想必在不远处的茅舍中躲着雨。有一次，我突然抱了身边的黑天鹅，吓得它惊叫不已，为此，潘恬连续数落了我几次。
檐廊中心，向北望去，有一个傍于水边凸出的房子，此刻从这里看去，看不清房子里未使用情况下的状况。从房子里向这里看，即便在夜晚，也能看得见一些灌木与景物，虽然玻璃墙上会有一些室内灯的反光，但仍能看到水面上从远处游来的黑白天鹅，像从某个湖面游弋归来。那些日子里也有一两次下雨时节，我和潘恬在那里的圆形餐桌吃着晚餐。
一开始，大概在附近逛来着，吃饭的时间想找一处安静的地方静静呆着。大唐不夜城南边在施工，路被堵掉了，后来知道是修建开元广场。因为不甘心走了大约一站路而原路返回，我们翻过了一处低矮的围墙。拉着她，最终来到这里。潘恬看中它的氛围，后来发现实在安静得可以，以至于除中餐与客房，其它配套服务并未正式营业。不过，她认定这里的菜很好吃。
以后就常来这里。最初也是这样的万物复苏，睡眼惺忪的春日时节，植物披着干巴皱缩的叶子，新发的幼芽不仔细便发现不了的灰扑扑的日子。接着，时而下了不期而遇的小雨。现在，看到花园同样生机未发的光秃树枝，我的心情渐渐光亮起来，倒想起和她在一起的往日时光。只怪是我的记忆一向不好，仅仅一年的时间，需回忆起那时的景致，却要回到当初同一地点，才能零星捡拾一些遗落的翠羽。当然，与曾经别无二致的景致是不存在的，眼前的紫薇每年都要发同样的嫩芽，然而发芽的位置多少已经不同了。或许，唯其把握大概，以此作为中心去寻找，残碎片断或许才能辐射扩展而来。
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甚至毫无价值的琐碎，常让我情不自禁。那些和别处没有不同的走廊、石条、花草，甚至地毯，有着只存于你内心的游丝软系，那大盆大盆暗香习习，叶翠花粉的杜鹃，开枝散出的虚竹清影，只有在你自己的眼睛里带着深情。
时常想起潘恬，进而想起母亲。在一些不经意的时候，或者在电脑开机的时间里，在一段通畅的路段上驾驶，她们便一一浮上了我的脑壁。她们在我心里除了代表着不同的感情，有时又让我产生了一丝瞬间的混乱。
当然，潘恬可以让我感觉到自己的母亲的某种存在，相反，依然有可能成立。那是不是因为，潘恬的身体里有了母亲的一个器官，而那个器官会让潘恬变得像我的母亲，音容、甚至笑貌。这是我猜测，或者某种心理暗示，真实情况如何，至今，我也没有办法搞清楚。也因如此，我便很少去想这些。母亲是母亲，潘恬是潘恬，原本就该是这样的。
曾在网上查到过一个报道，报道是几年前的新闻。大意是有个叫盖瑞的英国水电工，接受了肾移植后，没有任何绘画基础和才能的他，无师自通画起玻璃画、墨水画和丙烯画，成了一个不错的画家。他说：“在接受移植手术之前，我对艺术完全没兴趣，读书时几乎没画过什么画。移植之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有一天我去看朋友，看到他家有一本介绍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大师萨尔瓦多？达利的书，就顺手拿起来翻了翻。朋友看我喜欢就送给我了。回到家后，我竟然饶有兴趣地看了起来，边看边想去买些画笔和画布来。”
他相信，由于这个肾原来的主人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在接受移植的同时，也把绘画天分继承给了他。
上面是报道的大概，别人看了会怎样，我并不清楚，大约有的人仅仅微微一笑转而点到别的链接上了。我则对着电脑上水电工的画作图片停留了许久。我有些相信上面的说法，此外，内心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觉得这样的事也发生在我身边。只是，是否确切有其事，我却拿捏不定。如若真有其事，我倒陷入比现在更多的纷繁杂乱之中，思绪理也理不清。只是假想它存在，都已经被假想本身生长出的藤蔓纠缠勒住，开始牵引着我去相信确切真有其事。要是有人将证据扔在我面前，证明是真的，从前的许多蛛丝马迹都会漫涌而来，来充当佐证，则更让我呼吸都困难起来。
这大概暴露出，我并不希望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或者，我喜欢的人身上，问题并不在这儿。而是背后永远看不见的细枝末节，它们以爱的名义，而存在着伤害之实。自然，我无法也不会去写出它们，因为，我不会把“可能”当作事实，也没有能力推理出一个悬疑故事的结果。
干脆不想这事与我的关联，去想些与自己无关的东西。
比如，当人们罹患灾难，临行前把自己的器官捐出来，这对自己的“才能”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转存，至少能延续其中的一部分。并可挽救一位濒临生命危险的病人。如此一来，无知少年因为一个电子产品，而被骗去一个肾脏的情况，监狱的犯人在不知情下，不会被无故偷摘掉所有的器官的情况会大为减少。然而，这些景况出现之前，“地下器官”集团仍将存在，许多人因器官移植法律的出台和完善之前，死囚犯的器官被规范使用之后，而陷在了更深的苦等救命之中。
那个文章结尾写着：研究发现，有三分之一的移植病人相信，移植后获得了捐赠者的某些特征。盖瑞说：“能获得著名画家的天赋真是不可思议，不过这确实是事实。”
这却让我想了又想。因为，我从未听说过接受器官移植的人（移植死囚器官占到总量的60%至70%左右），干出了器官提供者生前的营生，即杀人越货，强奸贩毒之类肆虐的事来。似乎那些负面的因子并没有被传承、移接下来。或者，那并不能称之为人的特征与天赋；或者，我并未接触过多少这类移植的人，我只是和这个小世界的边界擦身而过几次而已，以及留意的这一些报道。
其中一次擦身而过，是在母亲过逝很多年后，我去医院病档室复印她的病历。
其实，也没剩几张病历，住院和手术的关健记录已经丢失。母亲的肾肿瘤手术是医疗事故，该切除的右肾肿瘤，手术中却切除了健康的左肾。这个错误的手术，父亲和母亲一开始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儿，我现在倒能原谅父亲。他文化不高，并且，曾经学习生理卫生的人体解剖课时，我也没搞清解剖图上人体器官的“左右”和自己身体器官“左右”的位置。加之父亲十分信任医生，对医生的话言听必从，以至于医生有时说的，他未必听明白也会点头称是。虽然，医生是绝对不可以犯这样的错误。大概父亲这样的性格，或许如此，也成为使得母亲的病情在三年后恶化直至去逝的原因。他和姐姐终于意识到问题，官司于是打了起来，最后，在证据并不充足的情况下，相关医生辞退了，医院赔了一笔钱了事，而我的母亲却已经永远作别了我们，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么说来，听上去轻描淡写。实际而言，可能因为在这件事上，我也有一种内心深处的自责，以至于到现在，我仍不能坦荡地把那些自责全部付诸文字。潜意识里，可能我仍有躲避的意味。母亲生病和做手术的时候，我正值高三和补习的两年里，记得一次去医院看她，去的时候，我带了一本书，坐在病床的边沿，一直在看那本辅导书，并没有去留意母亲的感受，而且也不懂得什么。母亲后来说，你回去吧，她说得真诚，没有不高兴的意思，我于是就回家了。现在想来，自然是自己不对，我知道她的腿一直是肿的，如果，我愿意为她按摩一下，多少能减轻她腿的肿胀感，然而，我却没有主动这样做，连陪她聊聊天儿也没有。
那时，我有时间去赛格电脑城，或乘巴士到五六站之外的交大电脑城偷偷买来黄碟躲在房子里看，或者和同学交换自己在书店买来的人体摄影的小册子。好在，我并不打算写出那时自私的自己的景况，路过这里，我这样带上了一笔。
我想说的那次与器官移植者的擦身而过是这样的，在病档室——不知道为什么，通向没有电梯的五楼病档室的楼梯上，有若隐若现持续不断的血迹，让人心情压抑。病档室没有几个人，有个女孩儿坐在桌子上。她大概十九、二十岁的样子，头发自然的棕黄，皮肤细白，属于可爱的那种类型。记得开始她并不是坐在桌子上的，后来可能因为复印病历的工作人员认为她是自费，不需要报销，所以不肯给她复印全部的病历。她生气了，小声地与他吵了几句嘴，就坐在桌子上不吭声了。她坐在桌子上的样子有些顽劣，不过我认为这也没有什么。她的病历放在我母亲的病历之上，我看见上面写着肾小球肾炎什么的，年龄也如我猜测的，20岁。刚才，我帮她和工作人员理论了一番，虽然他没有说愿意通融，但已不再说话。
“你也是肾方面的问题。” 我仗着替她说了几句话与她搭话。
“换了。”她只吐出两个字。
我楞了3秒种，才明白她的意思。大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似的，僵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并不是说我不能接受别人移植，而是觉得，眼前的女孩儿——她穿了好看的高跟拖鞋，双口袋恤衫裙也足够短，有着如反刍动物们棉质的眼神。在这么样的年龄，经历这样的手术，让人的心承受不起。而且，后来我知道，她的肾是妈妈给的一只。只一只，就让她重新变成一个健康的正常人，尽管过程简单，属于亲体移植。没有来自死刑犯，没有来自从地下黑市购买。
在我离开那个散发着不祥气味，包裹光线的尘雾的病档室时，女孩儿仍坐在桌子上，小腿在桌面与地面的空间处轻轻晃动着。沿着那些有陈旧血迹的楼梯下去，迎面碰到一个妇人，不知道是不是她的母亲。不过我听到她刚才和母亲通了电话。
我认识的另一个移植过的女孩儿并不是在医院，而是通过朋友认识的。这样说也许不准确，这个女孩儿原本算是我的青梅竹马，我们失散后很多年通过朋友再次相遇。尽管她这段我不在场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我一直被遮蔽在某个维度里，这并不是她的有意为之，可能她觉得，这样的事，并不是像Ｑ嫩的烤鳗鱼，每月做一次美甲彩绘那样的话题脱口而出，直到移植的狐狸小尾巴自己露出来，她才娓娓道来，和盘托出那些“不能说的秘密”。
她便是潘恬。
